张岱先是表达了自己坚定的态度，然后才又说道：“我等座主乃是严员外，无论国法人情都无可置疑。但因杂文外泄前事，致使考功官吏议罪未决，或许有人暗生两意。
但我想告诉诸位的是，今我等器具如何，仍在人言臧否。麻衣未解便先露趋利避害之态，自此以后，选路穷矣！
是故明日我便先登严员外邸，拜于空堂而后再入南省请于相公，若严员外不得公正裁决，则不参关试！”
“这、这有些冒犯了吧？不参关试，如何守选？况、况且严员外的确是处事有失，并非滥罪……”
听到张岱此言后，顿时便有人面露难色道，显然不想将好不容易得来的前程轻易做赌注去胁迫宰相。
张岱闻言后便叹息一声，有这样想法只能说此人还太天真，甚至都谈不上利己，因为他还没有搞懂大唐官场的基本逻辑。
他们本身并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朝士，他们的表态对事情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，如此行事只是体现出他们的节操与秉性，并且尽量让事情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。
那些决定他们前程的朝堂大佬所看重的也恰恰是这一点，唐代崔群知贡举，自谓前岁放春榜三十人，乃是三十座美庄良田。意思就是说这些门生们会像田园产业一样，对自己知恩图报，源源不断的获得收成。
除了这些官场伦理之外，也要考虑到权力的小任性这一因素。他们这些人及第本就不循常规，那接下来的关试若再随事而迁，或是搁置延后、或者改变形式增加难度，都是未可预料的。
就算他们侥幸过关，在整个选人群体中都属于异类。作为一个异类，除非能力卓越到压制不住，否则在一个系统中必然是要受到排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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