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张歆起身，准备以清晰逻辑汇报她主导的优化成果时，她将工作用词提炼精准，绝不掺杂任何非理性判断——这不是畏惧，而是在这里‘直觉’或‘建议’若不包裹在外面的数据铁甲内，只会更快地被归为偏见的杂音。
张歆先表明了库存周转率从2.1提升至2.5的“佳绩”和账期的优化。
然而，她通过精密计算发现，周转率的提升实际是建立在大幅折价清仓的基础上；而账期优化，则源于对几家小型供应商采取强硬施压措施。
她还指出，公司账上新增的沉淀资金并非来自业务造血能力的提升，而是通过大幅削减研发投入和延迟支付供应商款项实现的短期改善。
这种操作虽能在短时间内美化报表，却可能损害公司的长期竞争力。
这些细节，在汇报稿中都被轻描淡写地简略了。
她太清楚数字能编织出怎样的幻象——也能揭示怎样不堪的真相。
陈述的间隙，她敏锐地捕捉到斜对面一位资深人员眼中一闪而过的、近乎本能的忽略，那是一种长期形成的、对少数群体深度参与核心战略的轻慢。
尽管她的方案展示出不逊于任何男性的缜密与前瞻性。
斜对面，资深的采购部经理王振国清了清嗓子，言语间带着几分总结众人意见的意味：“张副经理的数据确实详实，但有些结论或许……过于谨慎了。商场如战场，有时候需要一点魄力。这份报告指出的风险，在当下这个求生存的阶段，是不是有些……危言耸听？在理性思维和全局把控上，可能还需要更系统性的考量。”
张歆能感觉到几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——有审视，有不以为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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