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子在期末复习的紧张节奏中滑向一月中旬。
空气越来越冷，呵气成霜。
校园里充斥着各种小道消息：哪个学霸押中了题，哪个老师可能会出超纲内容，谁谁谁家找了厉害的家教……郝雯雯的母亲又给我母亲打过两次电话，语气热络，旁敲侧击，都被母亲以“孩子期末压力大”为由敷衍过去。
母亲看我的眼神日益忧虑，但她什么也不问，只是更频繁地炖汤，深夜我房间的灯亮到多晚，她客厅那盏小台灯就陪到多晚。
武大征依旧是我的最佳“后勤部长”，零食饮料不断，偶尔插科打诨，试图驱散我身上过于沉重的低气压。
我以为，只要我足够努力，足够沉默，足够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学业的沙堆里，就能暂时隔绝外界的风雨，至少平稳渡过期末，迎来寒假，获得喘息之机。
我错了。
现实总是擅长在你最意想不到、最无力招架的时候，露出它最狰狞的獠牙。
而这一次，撕破平静假面的，是我那早已被我视为耻辱和麻烦源头的父亲，以及他那个永远在危机边缘摇摇欲坠的驾校。
那是一月中的一个周三，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。
临近放学，人心浮动，教室里弥漫着躁动的低语和收拾书包的窸窣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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